《青铜时代的鳄鱼战争》与《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读书笔记

鳄鱼战争,通过这个名字我们心里就会默默的想到一个词:凶恶。此时时间已经到了战国初年,从三家分晋开始(资治通鉴观点认为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是战国的起点;维基百科上有提到:战国的起点也还有不少其他不同的说法)。战国时期平民阶层逐渐崛起,相对贵族阶层的重名,他们更重利。在他们的引领下,战争规模也越来愈大,频率也越来越高,过程也越来越残酷。

首先魏国在魏文侯时通过吴起变法,成为了战国首霸。可惜后来的魏武侯猜忌吴起,导致吴起奔楚,魏惠王时又迁都到中原大梁,以一国之力与各国混战导致国势日衰。

同样在魏惠王时期,秦国的秦孝公时期,秦国开始了商鞅变法。商鞅,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变法开始了秦国的新篇章,此后秦国先后经历多轮变法,逐渐变成了战国首强。

再来说说秦国的战略,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有名的就是合纵连横两个策略。

维基百科:“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合纵”就是三晋和齐秦中一家合作攻击另一方; “连横”就特指秦国与山东六国中一些国家结盟。

作者潇水有一个很精彩的分析。到了战国中期,战国主要七国中,西秦东齐尤为强大,三晋、燕都相对弱些、楚国一方面国内卿大夫专权厉害,另一方面也吞越、扩展周边领土,较少参与六国战争。所以秦国执行了先近交远攻,再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连横的近交远攻,击败齐国(乐毅伐齐就是基于五国伐齐之后),然后再远交近攻,逐步吞噬相邻的三晋和楚国。先近交远攻的目的是削弱齐国,使之无力干预秦国后面的近攻策略。

而战国初中期,各国势力差距不大,相对均势,“齐秦不合,天下无忧”,所以纵横家得以有施展本领的舞台。到了战国后期秦独强,山东六国联合都不能胜之,纵横家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孟子也在齐国留下过一段故事。孟子的思想被齐宣王认同,他本人被授予卿。他的仁者无敌没能阻止齐宣王发动吞燕战争,也没能约束齐军的军纪,导致燕人反叛。齐燕交恶也为齐国衰弱埋下了伏笔。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给赵国注入一股强心剂,但是随后贵族集团的反扑也让赵国日渐衰落了。

 

战国时期的各国的发展也是十分有趣。山东六国也先后有过各式各样的改革。但是到了后期基本又回到了贵族政治的老路。而秦国基本都是六国人过来担任相国依靠法家思想治国,在国家战略、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然后要看看治国思想方面。儒家的很多先人都先后参与了六国的执政,但是他们给人感觉更多是理论,是大的方向,没有实际的精确的措施。而法家不同,他们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可以执行的考核措施……

最近我又把罗辑思维的一期的视频节目《大国不能不识数》重新看了一遍,正好可以和儒家、法家的治国行为对比。一直讲仁、德,清廉、君臣父子……那不是治国,那是文学家,治国要讲究可以执行的具体条款。放到当今,就是工作生活上在办事时要将事情分解为一个一个可以执行的点。儒家治国就说要宽刑,减税、与民休戚;法家治国就说要实现经济每年百分之多少的增长,减什么税,减多少——大致就是儒家和法家给我的感觉。

 

潇水曰:秦昭王一声所做的事情就是与六国鏖战,晚年他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吞并六国。这本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关键点就在于灭赵。只下邯郸,赵就灭了。赵灭了,天下也就土崩瓦解了,一统归秦了。然而,当邯郸被困的两年多漫长时间里,战神白起却偏偏称病不出,粉碎了秦昭王的统一计划。秦昭王功败垂成,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在兵折将时刻,迁怒白起,把白起杀了,也不足奇怪。

秦昭王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协调好范雎和白起之间的关系。从前,范雎和白起和衷共事:范雎献反间计于后方,白起竭忠尽力于前线,终于获得长平大捷。可惜,范雎随后嫉妒白起战功,从此互不相能:范雎要攻邯郸,自起就是不从。俩人如果能够学习廉颇、蔺相精神,在凑国搞一个“将相和”,携起手束,一起把握时机,冥思苦想,不愁邯郸不破。一统华夏的梦想,在秦昭王晚年,不愁不能实现。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统一的事情,被推迟了三十年,更多的战士的头颅,还要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抛洒。

潇水又曰:白起,陕西宝鸡地区眉县人,早年起身贫寒,出十行伍,祖上据说是秦穆公时代的常败将军白乙丙(蹇叔的儿子,参加过城濮之战踢球的):白起从低级武官开始做起,一生戎马而我,终十东破三晋,南摧荆楚,威服燕齐,力震胡夷,终身大小七十余战,没有败绩,前后陷城七十多座,一生共歼灭六国军队约一百万,杀伤之多,冠于中外历史。有人统计过,秦国自孝公以来百年间,在各次战役中杀人总合计达一百六十五万(相当于现代淮海、平津、淮海(此处文章原文应该有错误)三大战役的总和),而白起的斩首占了这个数目的二分之一强。六国闻白起之名而胆寒。

秦昭王近半个世纪的主要我功,几乎全由白起一人创造,白起可谓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战神。但是他杀戮过重。当然,这和秦国以斩首为功、鼓励杀伤的战略总思想有关。到了长平之战,又杀降二十佘万,更是残忍;遂使六国军民的眼中,秦军被冠以了“暴”的形容词。众所周知,奉国的治制度明显地优越于腐朽的六国贵族政治,秦国来统一六国势在必行,但是“暴“这个字眼狠狠打了秦国的折扣。邯郸人民被围两年誓死不降,就是因为对秦军杀降的“暴“且怒且惧。白起可谓巧于战而拙于胜。公元前3世纪的上叶,伴随着白起的一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半个世纪。

到了随后的吕不韦主掌秦国内政外务以后,开始修改军事杀戮这种偏激的做法。吕不韦到处鼓吹“义兵”,于是秦军斩首纪录明减少,而土地的扩张速度反而加快。这无疑是一种策略上的进步,加速了秦国的统一进程。可惜,后来秦始皇建国后滥用刑罚,遂使人们又把“秦”与“暴“这个字眼联系起来了。秦国空有领先的政治制度,但是历史上前后两个时期“暴”的失误,使得它的统治终于不能稳固。秦国那代表着政治进步的、大有希望的华丽大夏,却因为这两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洞,而倒塌了,亦是一件恨事也。

如今,长平地区的谷口村(也叫杀谷),有一种烘烤的豆腐,叫作“白起肉“。还有一种豆腐渣,叫作“白起脑”,各大餐馆有吃。当地人吃着这种东西,泄着心头之恨,也向我们诉说着在公元前3世纪上叶,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中,秦军所犯下的军事上的策略性错误。

 

说道战国,不得不提“战国四公子”,又称“战国四君子”。仔细看看这些公子们的事迹,你一定有一个疑虑,自己是不是对君子这个词又误解。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说早期“君子”这个词是形容一个人的地位,而非品行。

 

作者对吕不韦被罢相有一个独特的解释。他认为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展现了他的思想:提倡君臣合作共治。这个与秦王嬴政独裁的想法冲突,自然遭受了嬴政的打击。嬴政在独裁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直接导致了秦二世而亡的结局。

其实,吕不韦的死,并不关什么投机和冒险,他的死,有更深刻的原因:

吕不书认为,君主不能私有天下,这个思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虽然这见解很进步,却跟秦王政(后者更喜欢专揽权力)大唱反调。这就是吕不书必死的原因所在。

我觉得也不一定说吕不韦的思想就是先进,也可能他是想复古分封制,与秦王的郡县制的集权思想相冲突。

 

齐建实在是不懂地理,五百里什么概念啊?半个中原都被划拉进去了。区区共地怎么能有五百里啊?

他来到共地以后,秦人让他住在一块松树、柏树坡上。于是齐王建回到了共工时代,改穴居和巢居了。最倒霉是没有吃的。他随身带的金银财宝都不能顶饭吃,好在天上很快掉下来了馅饼——对不起,掉下来了雨水。于是齐王建在雨水里苦苦地地沤着。

我们很替齐王建叫屈。列国被灭亡以后,亡国之君都没有被砍头,也没有被关在雨地里饿毙的。齐王建侍奉秦国最谨,遭遇却最差。真是天道无常,常不与善人啊。

大约列国长年与秦交兵,已经地尽兵空了,不甚可惧。列国的土地是一点点输给秦国的,秦人已经逐步在新占区统治熟了,不怕造反,所以不妨留其亡国之君一个活命。唯齐国尚大,民间力量尚勇,齐国土地不曾残失给秦国,秦人在齐国属于新外来户,没有既有的统治基础。所以秦国不敢再让齐国的领导人活着,以防被民众拿去作反秦精神领袖。

所以,我们给亡国之君一个忠告:如果你是一点点亡的,那还可以最后保住一条命。敌人可以善待你。如果你是突然一下子整个亡的,那敌人肯定会敲掉你的脑袋。

所以最好不要一下子整个亡,要支撑着慢一点。

秦国统一六国后,建立郡县制。采用流官,重刑。结果步子迈得太大……后面看汉朝,在郡县制的基础上,还是保留了分封制的部分制度,稳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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