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
最后更新时间：2021-01-06
黻（fú）
- 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黼～。
- 同“韨”。
琦善
琦（qí）
- 美玉。
- 珍奇，美好：～玮（奇丽的意思）。瑰意～行。
马戛尔尼（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戛（jiá）
- 长矛。
- 敲，敲打。
- 常礼；常法。
- 刮。
- 象声词：～然长鸣。
恭亲王奕（yì）䜣（xīn）
郭嵩焘（guo song tao）
伊里布和耆英
耆（qí）
- 年老，六十岁以上的人：～老。～年。～绅。～宿（sù）（指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老年人）。
- 强横。
端王载漪子溥(pǔ)隽(jùn)
漪(yī)
水波纹：～沦。～澜。清～。涟～（细小的波纹）。
隽(jùn)
古同“俊”。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所著的，于1938年首次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他作为一个“知外交”的学者和政客，从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以及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
在讲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清政府（实际更多是地方官员自主决定）与英国（商人、政府代表）交涉的过程中，通过史料讲述了清政府官员对外的极其无知，从上到下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不愿意给外国平等交往的机会；在交涉的过程中，又极其自大，不守诚信，不主动了解敌人情况，很多事情都凭道听途说和意淫。战争失败后，不能接受失败思检讨问题，认清差距，反而对外争执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对关于主权的事情放任英国制定规则（当然作者也知道，我们是以后来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觉得痛心棘手，当时人并不觉得）。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些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却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去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收税标准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收税标准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的海关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是成功的。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应争的，放弃所不应放弃的。
想起了书中关于海关税收的内容了。在下篇“外交策略不进反退“一节中，作者认为在康熙中后期的外交是积极的，对外平等的（在涉及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章节有讲到）。之后的时间里基本都是开倒车。关于税收税率和规则有一段很深刻的描述：
清政府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抚兼。按法律，中国旧关税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康熙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乾隆也说过：“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民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后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
……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且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约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约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缴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在讲曾国藩时，作者认为，曾国藩技术革新和思想守旧两条路一起走，在对抗太平天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振兴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是必然会失败的。作者认为失败原因两点：曾国藩为代表的改革派本身由于成长经历，思想素质等原因不愿因全面改革（比如不赞同政体改革，……）；另外一点就是反对者总舵，阻力太大。
作者虽然“知外交”，但却不是鼓吹外交决定一切的人。书里，作者有一句特别让我感慨：“在近代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所以作者在讲到中日在朝鲜的争端时有说到：“近代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蛮好的。对于1840~1912年间，几个大事件和时人为之努力（改革）的分析很精彩。
名句摘录：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在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然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都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专业的机械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方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文化的阻碍。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 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在近代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
近代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
马戛尔尼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方邦交观念之不相容。中国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戛尔尼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点：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相反。